年轻的女孩被发现惨死在水池当中，她被凶手包的严严实实，现场让不少老警察都胆寒，凶手不仅杀害女孩，在杀害之前女孩还遭受了猥亵，凶手侵犯未遂痛下杀手。

  1977年的3月，一家制瓦厂的老板，拿着刚制成的瓦片来到水池边进行漏水测试。当他将瓦片放入水池时，他突然察觉到一股异样的恶臭，同时水池的颜色也变得诡异的红了起来，突然之间看到了水池上漂浮着一个女孩的尸体，这使得他感到十分恐慌，因此他立刻冲向凤山警察分局报案。

  警察迅速赶到现场，他们用绳子将水池中的可疑包袱吊起来，只见包袱的外形像是一个人。包袱外面用灰色的塑胶布包裹着，而内层则是破旧的南部版中华日报，日期显示是2月17日。报纸上的墨迹溢出，形成血红色的液体。这个可怕的发现使得警方更加警觉。

  在水池中，警方还发现了一个塑胶书包，里面装着钟正芳的学生证和几本书籍。此外，还有一双黑色胶底皮鞋，显然是女学生的鞋子。

  警方立即通知了钟正芳的家人，这一条消息让他们陷入了悲痛和震惊之中。钟正芳是一名乖巧善良的十五岁初中生，她与家人和同学们都有着良好的关系。对这种一个无辜的生命遭受如此可怕的命运，整个社区都感到无比愤怒和悲伤。

  为了确保证据的完整性，检察官李庆雄前往现场勘察，并决定将尸体暂时移送高雄市立殡仪馆冰存，等待刑事局法医杨日松博士的到来进行验尸。高检处联合三县市的警方组成了“303专案小组”，并得到刑事局派员的支援，全力展开侦查工作。

  2月23日上午，14岁的女孩钟正芳刚升入初二年级，她到学校报到后，与同学简静美一起去附近的商铺吃了一份八宝冰。警方对这家商铺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店长的女儿清楚地记得当天发生的事情。她说当时旁边坐着三名年轻人，他们带着一台收录音机，播放着刘文正的歌曲。钟正芳觉得这些歌曲很难听，与那三人发生了口角，但是他们却故意高声唱歌，钟正芳只好付钱离开了。

  自那之后，钟正芳的下落成为一个谜。她在学校表现出色，品学兼优，长相清秀，个性活泼，深受中学老师的喜爱。学校动员全体教职员工四处寻找，同时也动员了当地社区的人力资源，全面打听钟正芳的消息。甚至悬赏十万元给提供线索的民众。然而，经过九天的搜寻，14岁的钟正芳仍然下落不明。

  警方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他们对钟正芳的同学、朋友以及学校附近的居民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他们也联系了与钟正芳在商铺发生争执的三名年轻人，希望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线索。

  法医杨日松为了这个案件连续加班了几天，进行了详细的验尸工作。通过仔细检查尸体，他确定了死者是被凶手勒死后捆绑弃尸的。死亡时间确定在2月25日至27日之间，也就是说钟正芳在死前被凶手囚禁了3到5天。这个发现让人不禁心生悲痛，想象钟正芳在那段时间里所经历的恐惧和痛苦。

  由于钟正芳的父亲因为伤心过度无法亲自认尸，便由钟正芳的伯父前来进行辨认。法医小心地剪断捆绑在尸体外层的铁丝，一层层地解开包裹。终于，他发现死者身上裹着一件泡水后变成白色的黄色雨衣，头上盖着一条红色花巾。

  尸体上身穿着衣物，但是内裤却不见了，警方怀疑凶手可能拿走了内裤。法医与钟正芳的父亲交谈后发现，钟正芳右眉上有一个小时候跌伤的凹痕，左手掌心下方有一处红痣，这些特征与尸体上的情况相吻合。经过确认，死者确实是那位14岁的女孩钟正芳。

  失踪九天后，初二女生钟正芳的遇害消息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震撼和哀悼。警方采取行动，找到了当时与钟正芳一起吃冰的同学简静美。简静美声称当时是她自己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钟正芳并没有与他们发生冲突。原因是店长的女儿记错了情况。这一说法引发了新的思考，情况似乎并非初看所见。

  很快，几个目击者出现并提供了重要线分左右，在内埔乡的垄观桥上，他们目击到一名年约20多岁的男子，用机车挡在钟正芳的自行车前面。这名男子似乎在用客语询问路线。同时，还有另外两名男子停留在垄观桥上。这个目击证言让案件的发展变得更复杂，媒体开始报道钟正芳可能是被三名年轻人绑架并撕票的。

  这个新的线索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他们对目击者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并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

  钟正芳的遇害方式令人震惊，凶手使用绿色尼龙绳将她束缚，类似绑猪蹄的手法，然后用报纸将尸体包裹起来，并用铁丝捆绑。这种手法使得尸体能够完整地放入车辆后备箱中。在这过程中，法医发现了一些关键的证据。

  根据法医的观察，钟正芳的左颈部出现一处淤血痕迹，手脚部皮肤脱落，全身已经腐臭，死亡时间大约为一星期。胃部没有残留食物，证明她在死亡前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进食。肺部未曾发现水分，表明她是在遇害后被抛入水中。在检查钟正芳的尸体时，家属表示她在去学校注册时还携带了一千多元的钢琴学费。然而，在尸体检查时，发现女用皮包内已无现金，只在衣袋内找到了31元，还有一串钥匙，一张980元的注册学杂费收据和一张50元的规费收据。

  然而，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法医的检验中。他发现钟正芳的长裤左侧拉链被拉开，内裤不见了。尽管没有实质性的侵犯，但法医在钟正芳的大腿上发现了DNA残留物。不幸的是，由于尸体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很难采集到有效的样本。侦查人员因此推断凶手在未能实施性侵之后进行了犯罪行为，并有抢劫财物的动机。法医的确认证明了钟正芳的处女膜完好无损，显示她为维护贞洁而宁愿选择死亡。这一事实引起了南台湾保守的民众的同情和愤怒，警方在舆情激愤的压力下投入了超过一万人次的警力，对十六万名可疑对象进行了调查。即使在没有普及电脑技术的1970年代，这仍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钟正芳的悲剧引起了整个南台湾地区的广泛关注和愤慨。人们对凶手的追捕和公正的审判充满期待，希望能为这个可爱的14岁女孩伸张正义。

  在对案件毫无头绪的情况下，警方决定返回钟正芳家中，清查她的遗物。在调查中，他们发现钟正芳的一本日记缺少了两页。警方认为这两页的内容可能涉及到钟正芳的交友情况及她对周围环境的不满，因此推测这些缺页的日记记录了重要信息。

  而撕去这两页日记的人可能是为了掩盖证据。警方开始密切监控与钟正芳家庭有密切关系且有不良前科的男子，但并未找到任何有关线日，有人向警方报案称在当地赤山村后山的一棵槟榔树上发现了一段刻字。这段刻字直径约为五英寸，上面刻有“钟正芳和刘某某”的字样，而刘字下的两个字貌似是故意没有刻清楚的。

  在刻字的下方还有另外一段刻字写着“利福”。警方推测这段刻字可能是其他人所为。由于刻字的位置离地面有180公分高，警方推断刻字的人身高至少在170公分以上，而一般女性很少有这么高的身高，所以很可能是一名男子所为。关于为什么槟榔树上只刻了钟正芳的名字而没有刘姓男子的名字，警方推测钟正芳的家庭教育很严格，她不希望其他人知道她有男朋友，所以当她发现刘姓男子将她的名字刻在树上时，阻止了对方继续刻下去。

  这一发现进一步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警方在进行进一步调查时，将注意力放在与钟正芳有接触的人员身上，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警方接到一名计程车司机的报案，他称在上个月的25日晚上11点左右，在屏东县内埔乡接到三名青少年乘车前往凤山，并携带一个看上去很沉重的麻袋，其中两人坐在后座提着麻袋。当车子经过高屏溪大桥时，其中一人突然改变目的地，要求司机转弯前往大树乡的竹寮路。在三人的指示下，司机转了几个弯，最终在益丰砖瓦厂南面停车放下他们。由于当时是深夜且视线不佳，司机没有清楚看到这三名男子的脸型，但他还是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警方对这一线索很看重，并特别要求当地中学提供有行为不检的男生名单。他们推测，钟正芳长相出众，学业出色，在学校内非常关注，因此凶手即使不认识她，也可能对她的个人情况有相当了解。学校迅速提供了名单，其中一位19岁的姓林的青年因曾就读于当地美和中学而被警方拘留。另一位中学男生本学期没有来学校注册，但也被警方列为调查对象。然而，事后发现这两人涉案的可能性都不大。

  警方在经过几次的调查失败后，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在当地全范围内搜索到了19至20岁之间的四名青年，这四人的共同特征是春节后北上谋职，然而尽管警方约谈了这四人，仍旧没办法找到任何线日，专案小组接到了一封奇怪的匿名信，上面盖着凤山邮局10日的邮戳，信件署名却是空白，寄信人自称是一名学生，对自己犯下的这起案件感到后悔，希望自首，并曾在高雄县警察局和凤山警分局附近徘徊，但一直没勇气站出来。他希望警方承诺在他自首时能减轻刑罚。

  媒体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进行宣传，鼓励这位年轻人勇敢面对现实。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过去后，仍然没有人自首。警方只好拿着信件的复印件，对大高屏地区所有中学男生的日记进行笔迹鉴定，但最终仍然找不到匹配的笔迹。

  直到4月16日，高雄的一家员工数达两千人的木器工厂，在男厕所的墙上发现了一首打油诗，这中间还包括了与之前的自首信相符的字句，墙上写的都是忏悔。警方得知后立即比对，发现这些笔迹与自首信一致。

  因此专案小组决定改变策略，开始调集各大工厂男性员工的笔迹进行比对，然而并未发现类似的笔迹。尽管如此，过对南台湾年轻男性的笔迹进行归纳建档。

  在调查过程中，有一位自称是钟正芳邻居的目击者向警方提供了线日傍晚，他目睹了两名年龄约为18至20岁的男子骑着黑色摩托车停在钟正芳家前的省公路上。这两人使用口哨作为暗号，他听到口哨声后就探出头去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看到钟正芳与这两名年轻人进行了一些手势交流，不久之后，这两人就骑车离开了。警方推测，这两名年轻人可能想邀请钟正芳一起出游。南台湾警方在追查钟正芳命案时表现得过于急切，将当地所有的男学生都当作嫌犯，引起了一些中学生的不满。有人甚至在学校的网球场旁的树上写下了自己和钟正芳来此游玩的字样。警方得知后实际上去调查，并小心地取下字迹进行检验确定比对，最后却成为学生们的笑柄。一些学生恶作剧，还在树上写下了校长的名字，希望让校长也体验被警方约谈的滋味。

  警方在侦办钟正芳命案方面一直受挫，到了11月初，该案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悬案。警政署长孔令晟感觉到很焦急，由于之前的侦查努力多次碰壁，警方决定将调查方向从学校和工厂转移到尸体本身。这是因为警方猛地发现，钟正芳的尸体除了头上缠着的红色头巾外，别的部位的衣物都是她失踪时所穿的，只有那个红色头巾不是。根据民间的习俗，在死者的头上缠上红巾可以有效的预防冤魂报仇，这种迷信主要流行于年长者和儿童之间。警方因此决定调整调查方向，并最终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案发后的286天，警方接到了一条线日逮捕了一名名叫黄昆亮的31岁男子。黄昆亮成为警方重要的嫌疑人。这次突破的获得标志着长时间以来的艰苦调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黄昆亮在1972年8月被捕，并自称在高屏各乡镇担任老师的身份。他通过欺骗方式将多名女生带到旅馆或荒郊地区实施暴力行为。经过家长的报案，他共被控告涉及七起案件。

  一审时，地方法院判处他18年有期徒刑，但在上诉至高等法院后，判决减至九年。然而到了1975年，由于政策的原因，黄昆亮提前获释。黄昆亮一出狱后，开始在一个摊位上卖狗肉，但他的邪恶行为并没改变。他曾在离钟正芳被弃尸地不远的旅社中侵犯一名女生。

  警方将黄昆亮列为钟正芳命案的调查对象，但在约谈他时发现他已经秃顶了一半，并且与证人所描述的钟正芳在垄观桥边的对话中出现的青年形象差异太大，因此在询问后立即释放了他。

  警方询问了旅社的女服务生丁蔡花，她曾帮助黄昆亮洗了一件白衬衣和一条牛仔裤，并放在蒸机前烘干。然而，第二天早上，黄昆亮在衣服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情况下就穿上离开了，而这件衣裤与垄观桥上的青年所穿相符。

  此外，警方还询问了高雄县大树乡福生诊所的医师陈长松和护士刘秀琴。他们证实黄昆亮在之前因左手虎口红肿和创口向刘秀琴求助。刘秀琴因常到黄昆亮的摊位上吃肉，因此对他的外貌有所印象。她曾好奇地问黄昆亮是怎么受伤的，而他回答说是被菜刀划伤的。

  然而，刘秀琴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伤口呈不规则形状，不像是利器所造成的，她怀疑是被人咬伤的。

  黄昆亮就诊时，只是一般的轻微外伤，并没有在福生诊所填写病历，只是由护士收费给予敷药。鉴于这一情况，检察官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要不要开棺复验钟正芳的牙齿和黄昆亮左手虎口的疤痕相不相符。然而，钟正芳的母亲吴菊英反对这一提议，她不愿再次见到女儿的尸骨被挖掘出土。最终检察官决定不坚持开棺复验，而直接起诉移送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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